既然外部世界是不确定的，那么自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那天起，我们就面临很多的威胁、风险，并且这种威胁不仅仅是身体、生命层次上，而是涉及个人自我实现的整个过程，借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个人在生理、安全、归属、自我实现的各个层次上，都可能受到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威胁：饮食是否有保障、是否患上或传染上什么疾病、意外的事故、能否得到别人的爱与认同、理想能否实现等等，这些需要的满足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并且，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威胁还不仅仅局限于这种“遭受损失”或者“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意义，还意味着“能否得到最好的满足”，即当我们面临多种可选择的目标时，我们所做出的选择是否是最佳选择，这也是一种普遍的威胁。正如吉登斯所说的，“就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健康而言，生命的维持内在地服从于风险。人类的行为强烈地受到传递的经验以及人类行动者自身的计算能力的影响，以至于每个人（普遍地）都被隐含在真实生命事务中的风险焦虑所淹没。” 在我们的一生中，该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们通常都说，生活是苦乐参半的。然而有很多人就在这不如意面前摔倒了，消沉、悲观、自暴自弃、否认失败乃至自杀等。在整个人生历程中，到处都充满着不确定的事件，所以要顺利地走完人生的历程，要么很幸运，要么能够战胜不幸运。在消极意义上说，人的生命历程就是对威胁的一个防御过程，自我本身也就是一个防御体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斯洛说：“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本身看作是一种对于其它反应的动力性刺激。” 。

　　总之，只要不确定性存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消除不了威胁，只不过随着不确定性的性质与程度的变化，威胁的种类与大小也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威胁的存在总是客观的，即使有些威胁实际上很小，在实践中甚至都可以忽略不计。当然，也正因为有些威胁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才能组织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潜伏着巨大的威胁，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免就要举步维艰，难以为继了。

     另一方面是已有认知结构的差异，从而导致对同样的事件认知的结果不一样，这主要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一个注意、感知、判断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全面，因为人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在面临一个大千世界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其中的某些局部作选择性的注意、感知，并进而相应地做出判断，而这种选择的依据，主要就是过去的经验。对于不确定性事件，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侧面加以注意，并且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例如乘坐飞机，安全或者不安全的选择，取决于注意的焦点在哪一面，大多数人可能都对乘飞机旅行具有足够的信心，注意的是飞机失事的概率很小的这一面，或许在他的经验中，飞机失事只是近于不可能的事件，当然这一经验既可能是他自己及其交往群体的经验，也可能是对飞机失事的媒体报道的感受；但也可能有人注意的是其不安全的一面，这一面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不是绝对没有，尤其是当主体有相关经验时，如自己很亲近的人死于空难，或者对空难事件具有可怕的形象认识等，就很有可能倾向高估这种可能性。所以究竟选择哪一面更理性，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当这两面的概率差不多时，我们也就很难说选择哪一面更理性了，例如当对采取某项行动既没有充分的把握，对于成败的估计是两者参半，这时究竟是采取行动还是放弃行动，就很难说哪一个选择更理性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不同可能性的感知是与客观的可能性有很大出入的，即使是一些很简单的事件，如彩票中奖的可能性，不同的人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甚至受过严格的高等数学训练的人也不例外。不同的个人经历使得不同的人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给予不同的加权，如“一年遭蛇咬，十年怕草绳”，就是对看不清的东西进行判断时，加重了该物是蛇的可能性。正如马斯洛说的，“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等在他的门外。” 进一步来看，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信任的问题，主体对外部世界越是没有信任感，就越是向具有威胁性的一面倾斜，而信任是主体在一生经验的积累（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主要是儿童时期所形成）。

　　精神病学中所谓的强迫症，可以表现为强迫观念与强迫行为，实际上就是主体对不确定性事件的一种认知上的偏差所导致的，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对不确定性事件中威胁性的一面的估计，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即心理学对强迫症的基本特征的概括——重复出现缺乏现实意义的、不合理的观念、意向或行为。这里所谓的“缺乏现实意义、不合理”，指的就是对可能性的不适当的夸大，如留心自己是否有病是可以的，因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一天到晚总是围绕这一问题打转，将有关无关的现象都与病联系起来，就没有“现实意义”，也“不合理”了。实际上在对这种威胁的可能性进行估计时，从完全忽视到过分夸大，是一个程度不等的连续分布，如果用图形表示的话，应该是一个呈正态分布的钟型曲线，绝大部分人都能对这种威胁性有一个恰当的估计，并采取相与的行动，这就是正态分布的趋中部分，但仍然会有人对这种威胁作过高的估计，也会有人对这种威胁完全置之不理，认为那只是杞人忧天。所以严格来说，处于钟型曲线的尾部部分的都属于不太正常的，一端是盲目乐观的赌徒性格，总是低估威胁的可能性，凡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归因；一端是强迫症，过高估计威胁的可能性，凡事向不利于自己的方面归因。所以在所谓的正常人与强迫症之间，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的，或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家认为没有正常的人。

     很明显，这是对不确定性事件威胁性的一面过分选择性注意，甚至只看到其威胁性的一面，根本就对大部分人是不患癌症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当某事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时，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将很多不相干的事件回归到这一事件上，如上面的嗓子不舒适、对医生的诊断不放心、查阅相关资料，甚至腰部的黑痣、蚊子咬的小疙瘩、脸上小疙瘩的消失等，都是癌症的征象。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有患癌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要比彩票中大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为什么对彩迷能够理解，却对这种强迫症不能理解呢？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选择小概率事件加以注意，并过分地夸大。所以强迫症的本质就是对负面小概率事件的夸大，其随后的行为表现实际上都是合理的，因为在巨大的威胁之下，采取种种措施来加以防御，是很合乎理性的，虽然这种威胁是心理感受上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所谓的“客观事实”，只不过这种感受有时与客观存在很接近，有时候相差很远。所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不确定性事件的认知。

　　至于导致这种认知上的偏差的原因，幼年时期的经历固然是很重要，但只强调这一时期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整个人生经历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感知来说，都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所有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的认知，实际上都是只是对过去事件的认知，既都是过去的经验，即“由于现实是动态的，又由于当代西方人只能较好地认识静止不动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大量注意、感觉、学习、记忆和思想所处理的，实际上就不过是那些从现实中静态地抽象出来的东西或者某些理论建构罢了，而不是现实本身”。

　　并且，导致这种认知偏差的原因，也不仅仅局限与个人的经历本身，还涉及很多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等一些外在的、宏观的方面。例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性别等，凡是有差异的群体，也就有经历的不同，经历的不同又导致对不确定性事件的感知的不同。例如城里人对一个虫子掉在身上的反应，就与农村人的反应大不一样，因为其引起的恐怖程度不一样。再比如现代的媒体所制造的舆论、现代的知识系统，以及一切被吉登斯称之为脱域机制的东西，对民众的认知可能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些脱域机制对不确定性的处理本身就作了一次选择性的注意（或认知）。所以从这种宏观的意义上来说，患强迫症的主体可能就不仅仅是个人，还可能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民族，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推论，也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